第140章 强渡第聂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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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回我们说到，在斯摩棱斯克，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脊梁被苏军以一种坚韧而残酷的方式一寸寸地折断，进攻莫斯科的“大门”被永远地关闭了。中央战场的胜利，极大地支援了南线，并为一场更大规模的、将决定整个乌克兰命运的追击战，拉开了序幕。现在，让我们将视线重新投向南方，回到那片辽阔的黑土地，和那条即将被鲜血染红的大河。

这是苏联红军在库尔斯克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第一次对乌克兰全境发动的大纵深战略追击。它的终点，是那条横贯乌克兰、被德军视为最后希望的天然屏障——第聂伯河。在希特勒的心中，这是“东方堡垒”的核心，是能够耗尽苏军进攻锐气、稳住整个东线战局的“天险”。而对于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来说，跨过这条河，就等于解放整个乌克兰，将战争彻底推向德国的家门口。一场围绕着这条大河的、关乎国运的史诗对决，即将上演。

1943年8月中旬，哈尔科夫的失守，如同一场剧烈的地震，彻底动摇了德军整个南方集团军群的根基。曼施坦因元帅知道，库尔斯克—哈尔科夫突出部这颗钉子，已经被彻底拔除，再死守这片无险可守的平原，无异于将他手中仅剩的几十万大军，拱手送给正在高歌猛进的苏联人。

1943年8月底，哈尔科夫失守的消息在克里姆林宫回荡时，整个东线已经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转折。苏联红军的西进，几乎没有再遇到成体系的德军抵抗。广袤的乌克兰平原上，溃退的德国部队正拼命向第聂伯河方向撤退，期望借助这条大河为日益溃散的防线赢得一次喘息。

然而，面对这一切，苏联最高统帅部内部，对于怎么打各有不同的意见。在斯大林和朱可夫面前，摆着两条迥然不同的道路。

第一条路，来自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后勤部的高级将领们——“有限追击，待机整备”。他们主张，在德军退向第聂伯河的过程中，红军应适度压迫和追击，但不急于展开全面的强渡作战。理由很充分：大纵深推进已经极大消耗了兵力和补给，铁路、公路尽是焦土，运输只能靠落后的马拉车队。前方士兵已经筋疲力尽，秋雨泥泞季节即将来临，连续作战风险极大。如果在河边被德军反扑击退，不仅可能失去战果，更会严重打击士气。待到冬季或次年春天，等补给线修复，整顿兵员装备，再从容发动一次精心准备的战略攻势，胜算更大。

第二条路，几乎是与第一种截然相反的思维。朱可夫、瓦图京和科涅夫等人主张的，是“连续追击，迅速强渡”。他们主张：必须趁德军在大撤退中混乱未定，尚未完成第聂伯河防线时，立刻发起总攻。他们指出，情报显示“东方堡垒”只不过是地图上的幻影，防御工事完成度不足一半。此时强渡，固然代价惊人，但一旦成功，乌克兰将彻底解放，德军南翼将失去最后的屏障。如果坐视敌人喘息，数月后第聂伯河两岸就会变成一片永备碉堡和纵深雷区，攻取基辅将付出成倍的血代价。

朱可夫在会上拍着地图，沉声说道：“此刻的敌人，就像一头负伤的猛兽，倒在退潮的沙滩上。我们必须用全部力量扑上去，把它的脊骨一举踩断，而不是眼睁睁看它慢慢恢复。”

争论持续了数日，后勤部门一再强调弹药和燃料供应的严重短缺。第2航空集团军甚至提出，如果立即强渡，航空支援恐怕只能维持头两周。斯大林长时间沉默不语，反复翻看从南线发回的战况报告。会场的空气，压抑得如同即将落下的秋雨。

8月底的一个深夜，克里姆林宫的红灯亮起。斯大林召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单独谈话。与会人员都清楚，这场对话将决定战争下一阶段的走向。

最终，斯大林缓缓放下手中的烟斗，口气低沉而坚定：“我同意朱可夫的意见。敌人已经没有力量再打一场闪电战。如果我们给他时间，他会在第聂伯河后建成真正的东方堡垒，我们再想突破，就要付出两倍、三倍的代价。必须现在进攻，马上。”

就这样，第二方案——四个方面军同时展开追击与强渡，被正式确定为第聂伯河战役的总基调。

而德军方面，曼施坦因、第1装甲集团军的克莱斯特元帅，以及第4装甲集团军的霍特大将，心急如焚。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向总参谋部发电，用近乎哀求的语气陈述着一个冰冷的事实：“如果不退守第聂伯河，整个南方集团军群，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与此同时，曼施坦因还面临着一个更致命的问题——兵力不足。他的师级单位，在经历了库尔斯克的消耗战和哈尔科夫的防御战后，普遍减员超过50%，许多装甲师能开动的坦克，甚至不足一个营。他多次向希特勒请示，请求增援，哪怕只多派几个师来。

但希特勒此刻也是泥菩萨过河。他能从哪里调兵呢？中央集团军群正在斯摩棱斯克前线被苏军死死缠住，自身难保，克卢格元帅同样在哭着要援兵；北方的集团军群，兵力本就捉襟见肘，在列宁格勒前线自保尚且困难。整个东线，已经没有一兵一卒是机动的。

最终，在现实面前，即便是顽固如希特勒，也不得不做出妥协。8月23日，他极不情愿地批准了曼施坦因的“有限退却”方案。

8月24日起，一场规模宏大、却又混乱不堪的德军大撤退，在整个乌克兰东部平原展开了。德军边战边退，用顽强的后卫部队，拼死阻挡苏军的追击，为主力西撤赢取时间。

而在他们身后，是士气高涨、如同潮水般涌来的苏联红军。在库尔斯克胜利的巨大鼓舞下，苏军士兵们仿佛不知疲倦。罗特米斯特洛夫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和卡图科夫的第1坦克集团军，作为追击的先头部队，像两把锋利的锥子，死死地咬住德军的尾巴。

在广袤的乌克兰平原上，战线被迅速拉长。德军多个师在波尔塔瓦至日托米尔一线，被苏军的快速穿插打乱了建制，失去了组织能力，成群结队地向西溃逃。而苏军的后勤，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由于道路稀少且遭到严重破坏，他们不得不大量依靠传统的马拉补给，以及缴获德军的物资，来维持自己闪电般的推进速度。

当德军的残兵败将，终于筋疲力尽地撤到第聂伯河东岸时，他们抬头望向这条宽阔的大河，心中五味杂陈。

第聂伯河，乌克兰的母亲河。它河面宽阔，平均宽度达到300至500米，水流湍急，深度巨大。更为重要的是，其西岸（德军防御方）普遍是高耸的、难以攀登的陡岸，而东岸（苏军进攻方）则相对平缓。这简直就是一道上帝赐予的、完美的天然防线。

希特勒对这条防线，寄予了厚望。他下令，要沿着第聂伯河西岸，构筑一道绵延1400公里的、坚不可摧的防线，并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东方堡垒”。按照计划，这条防线将密布钢筋混凝土的碉堡、纵横交错的反坦克壕、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地雷。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由于撤退仓促，德军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来完成这个宏伟的计划。负责构筑工事的“托特组织”和工兵部队，严重缺乏建筑材料和劳动力。当德军主力撤到河边时，他们惊恐地发现，所谓的“东方堡垒”，大部分地段还停留在图纸上，实际完工率，普遍不足60%。许多地方，仅仅是挖掘了一些简易的战壕而已。

曼施坦因紧急将他手中残存的兵力，沿着河岸展开。第4装甲集团军负责防守最重要的北段，即基辅以北的区域；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负责中段的克列缅丘格至卡尼夫一线；南段的防守则相对薄弱。

此时，德军高层内部的战略分歧，也达到了顶点。

曼施坦因，作为一名现实的军事家，主张“灵活防御”。他认为，不应该在漫长的河岸线上平均分配兵力，而是应该集中装甲预备队，在苏军渡河时，待其立足未稳，发动致命的反击。为此，可以适时地放弃一些次要的桥头堡。

而希特勒，则依旧沉浸在他那套僵化的“寸土不让”的幻想里。他严令曼施坦因：“不许放弃任何一个桥头堡！必须死守在河的东岸！”

这种指挥上的矛盾，直接导致了前线部队的调度混乱和战略目标的模糊不清。德军士兵们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为了死守脚下的土地，还是为了给后方的反击争取时间。这个巨大的“东方堡垒”，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了一片流沙之上。

在德军为如何防守而争吵不休时，苏联最高统帅部，已经为如何进攻，制定好了周密的计划。

苏军计划的核心，就是一个字——“快”。他们决心，不给德军任何喘息和重组的机会，要在德军刚刚退到河边、阵脚未稳之际，立刻从多个地点，同时发起强渡。

为了突破这道防线，苏联集结了四个方面军的庞大兵力，分别承担不同方向的主攻与辅助任务：

首先是沃罗涅日方面军，由尼古拉·瓦图京上将指挥。该方面军部署在第聂伯河北岸中北段，兵力约68万人，拥有1100余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它的作战任务十分明确：在基辅正面及北翼建立最重要的桥头堡，并以基辅为突破方向发起主攻。瓦图京被赋予战略重任：必须确保在最短时间内夺取桥头堡，为后续解放基辅和乌克兰西北部提供立足点。

与其相邻的草原方面军，由伊万·科涅夫上将指挥。该方面军拥有约55万人，坦克和自行火炮近900辆。科涅夫的部队承担在克列缅丘格—佩列亚斯拉夫一线进行正面强攻的任务，力争在纵深最广阔、地势最有利的区域建立坚固的桥头堡。草原方面军的渡河行动同样是主攻方向之一，其目标不仅在于直接向乌克兰腹地推进，也要与沃罗涅日方面军形成对基辅的钳形压力。

在南翼，西南方面军由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上将指挥。该方面军兵力约48万人，拥有约6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马利诺夫斯基的任务属于辅助性强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进攻，牵制德军第6集团军和第17集团军的注意力，迫使德军将有限的预备队投入南部防线，从而削弱基辅和克列缅丘格防区的抵抗能力。

最南端的南方面军，由费奥多尔·托尔布欣上将指挥，兵力约43万人，配属近4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托尔布欣的部队任务同样属于辅助进攻，但意义重大：不仅要固着德军南翼部队，还要为后续进攻克里米亚北入口做准备。南方面军在扎波罗热—第聂伯河下游实施的渡河战斗，将形成对德军防御体系的纵深牵制。